你信中说“圣道的大方面容易明白就像你所说的‘良知良能即使蠢汉

你信中说：“圣道的大方面容易明白，就像你所说的‘良知良能，即使蠢汉愚妇也有可以明白的地方’。至于具体内容随时代变化的详情，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，必须等到学习后才能明白。现在就父母的冬暖夏凉、早晚向父母请安上谈论孝道，谁不明白？至于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，武王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伐纣，曾子赡养父亲是遵从父亲的意愿、而曾元赡养父亲只是让父亲活命，父亲用小杖打则应该承受、用大杖打则应该逃走，割股疗亲，结庐守孝等事情，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、过分与不足之间，一定要讨论个是非对错，作为解决事情的原则。然后人的心体才能不被蒙蔽，遇到事情才能没有过失。”

“圣道的大方面容易明白”，这句话很对。看看后世学者忽略简单明白的大道理不去遵循，而追求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作为学问，这就是所以圣道在旁边却偏偏向远不可及的地方寻求，简单的事情偏偏要使它复杂化。孟子说：‘圣道就像大路一样，难道很难认识吗？人们的问题在于不去探求罢了。’在拥有良知良能上，愚夫愚妇和圣人是相同的，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，而愚夫愚妇则不能，这就是圣人和愚蠢的人的区别。

具体内容随时代而变化，圣人难道会不知道，只是不专门把这当作学问罢了，圣人所谓的学问，只是致其良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，因而与后世所学的学问不同。你不花时间去致良知，却念念不忘为这些细节发愁，这正是追求那些难于理解的东西当作学问的弊端。良知对于随时而变的具体内容，就像规矩、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。具体内容随时间变化是不可事先预测的，就像方圆、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。所以规矩一旦确立，那么是方是圆就很明白了，而天下的方圆也就用不完了。尺度一旦制定，那么是长是短就一目了然了，而天下的长短也就用不完了。良知确实达到了，那么具体内容随时间的变化也就暴露无遗，天下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就都能应付了。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，不在我们心中良知的细微处体察，所学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！这是不依照规矩而要确定天下的方圆，不依照尺度而要度量天下的长短，我看这种张狂谬论，只会一天天徒劳而无所收获。

你说“孝子温凊定省的道理，谁不知道”，然而真正能致孝的良知的人却很少。如果说粗略地知道温凊定省的仪节，于是就称作能致孝的良知，那么凡是知道国君应当仁爱的人，都可以说他能致仁爱的良知；凡是知道臣子应当忠诚的人，都可以说他能致忠诚的良知，那么天下谁不是致良知的人呢？由此可见，前面说致知的关键在于实践，而不实践是不可以称作致知的道理，就很明白了。知行合一的概念，不就更加明白了吗！

至于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，难道是舜之前已经有不告而娶的准则，所以舜得以考证某经典，询问某人才那样做的吗？抑或是他根据心中的一念良知，权衡利弊，不得已才那样做的？周武王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讨伐商纣，难道是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不葬而兴师的准则，所以武王得以考证某经典、询问某人才那样做的吗？抑或是他根据自己心中的一念良知，权衡利弊，不得已才那样做的呢？假使舜在心里不是真怕没有后代，武王在心中不是真的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那么他们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亲就兴师伐纣，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不忠。后世的人不努力致其良知，不在处理事情时精心体察天理，只想凭空去谈论这种非常的事变，把它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，以求得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没有过失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其余几件事都可以以此类推，那么古人致良知的学问从此就可以知道了。

来书云：“谓《大学》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，至于《六经》《四书》所载‘多闻多见’者‘前言往行’也‘好古敏求’3‘博学审问’‘温故知新’‘博学详说’4‘好问好察’5，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，资于论说之间者，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。”

格物之义，前已详悉，牵合之疑，想已不俟复解矣。至于“多闻多见”，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，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，而不能求诸其心，以阙疑殆，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，而所谓见闻者，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。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，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。夫子尝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6是犹孟子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”之义也。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，非由于闻见耳。若曰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”，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，而已落在第二义矣，故曰“知之次也”。夫以见闻之知为次，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？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。夫子谓子贡曰：“赐也，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？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使诚在于多学而识，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？一以贯之，非致其良知而何？《易》曰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。”夫以畜其德为心，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，孰非畜德之事？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。

“好古敏求”者，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。心即理也，学者学此心也，求者求此心也。孟子云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，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。“博学审问”，前言已尽。“温故知新”，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。德性岂可以外求哉？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，而温故乃所以知新，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。“博学而详说之”者，将“以反说约也”。若无反约之云，则“博学详说”者果何事邪？舜之“好问好察”，惟以用中，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，道心者良知之谓也。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？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，要皆知行合一之功，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，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，分知行为两事，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。

所多闻多见：意为通过多闻多见增长知识。语出《论语·为政》。也 前言往行：语出《周易·大畜》卦辞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”。意为君子应该多了解古代前贤的言行，以积蓄自己的德性。3 好古敏求：意为喜欢古代的文化，勤奋学习。语出《论语·述而》。4 博学详说：语出《孟子·离娄下》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”。意为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，等到融会贯通之后，再回头来简略地叙述其精髓大义。5 好问好察：意为喜欢请教别人，并且喜欢体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，以便能了解民意。语出《中庸》。6 “盖有”二句：语出《论语·述而》“子曰‘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；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’”。

你信中说：“你认为《大学》中格物的意思是专门探求本心尚且勉强说得过去，至于《六经》《四书》中记载的‘多闻多见’‘前言往行’‘好古敏求’‘博学审问’‘温故知新’‘博学详说’‘好问好察’，这些都很明显是在处事和辩论的过程中求得的，下功夫的内容次序是不能改变的。”

格物的含义，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，你觉得牵强的疑惑，想必也不用我再多解释什么了。至于“多闻多见”，是孔子因为子张好高骛远才说的，子张仅仅以多闻多见作为学问，而不能从本心上认真存养，因为一点缺失就怀疑危险，因此他的语言和行为难免有过失和悔恨，而他所谓的见闻恰恰助长了他的好高骛远的气焰。所以孔子的话是为了纠正子张的毛病，而并非把多闻多见当作学问。孔子曾经说过：“大概有一种人，什么都不知道却喜欢凭空瞎说一通，我不是这种人。”就像孟子所说的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”一样。这些话正说明人的德行良知并非从见闻中来。至于孔子所说的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”，则是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，而这也是第二位的事情了，所以孔子说“知之次也”。以见闻方面的知识为次要的学问，那么首要的学问又指的是什么呢？从这里可以看到圣学致知用功的地方。孔子对子贡说：“端木赐呀，你以为我是博学多识的人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的学说是一个忠恕之道贯穿着的。”如果良知果真在于多闻多见，那么孔子为何说这种谬论来欺骗子贡呢？一以贯之，不是致良知又是什么？《易经》中说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。”如果以积蓄存养德性为目的，那么凡是更多地了解圣人言行的人，难道不是在做积蓄德性的事吗？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。

所谓“好古敏求”，就是喜欢古人的学说并勤奋地探求心中的天理。心就是天理，学习就是学习这个本心，探求就是探求这个本心。孟子说：“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，只要把它放在心上就行了。”并不是后世那样，广泛地背诵记忆古人的词句，认为这就是好古，却又念念不忘地追求功名利禄等外在的东西。“博学审问”，前面已经谈过。“温故知新”，朱熹也认为“温故”属于尊德性。德性难道能从心外求得吗？知新必须通过温故，温故才能知新，那么也可以证明知行并不是两部分。至于“博学而详说之”，是为了再回过头来简要地叙述精髓内容。如果不是为了“反说约”，那么“博学详说”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舜好问好察，就是用中正平和使其心至精至纯达到天理的境界，道心就是良知。君子的学问什么时候离开过实践、抛弃过辩论呢？但是从事实践和辩论，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，这正是致其本心的良知，而并非像后世学者只把空谈当作认识，把认识和实践分成两件事，从而产生用功的内容有先有后的说法。

来书云：“杨、墨之为仁义者，乡愿之乱忠信也，尧、舜、子之之禅让3，汤、武、楚项之放伐4，周公、莽、操之摄辅5，谩无印证，又焉适从？且于古今事变、礼乐、名物未常考识，使国家欲兴明堂、建辟雍、制历律、草封禅，又将何所致其用乎？故《论语》曰‘生而知之’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、名物，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，此则可谓定论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