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

读者如稍微翻阅此书，不难看出，本书的注解，是用了一些现代语言学方法，特别是语法学方法的。如果欲知其详，如本文第二部分末尾所言，可以读我的另一著作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《论语新注新译》。该书的《导言》对我这样做的理由有较为详细的解释，书中的《考证》部分则是将上述方法，作了较为淋漓尽致地贯彻——考释了《论语》中古今见仁见智的疑难词句150余例。限于本书的普及本大众化性质，这里不可能详加论证，只能就我们这样做的理由稍加说明。

某一学科的进步，往往是方法的进步在先。顾颉刚先生在《近世治古典之数巨子》一文中认为，近三百年来“治古典”成就最大者当属王念孙、王国维、杨树达。在方法上，王国维先生有“二重证据法”，成就巨大，此处姑置不论。至于高邮王氏，杨树达先生认为其成功，除了明了音义相通之故外，更由于有较强的“文法观念”。他说：“其书虽未能成为系统整然之文法学，而文法学材料之丰富与精当，固未有过之者也。盖王氏父子文法观念之深，确为古人所未有，故其说多犁然有当于人心也。”

至于杨树达先生的“治古典”，即整理古籍，与高邮王氏相比较，有两点进步。一是总结“通创大例”，即总结经验，加以升华，归纳出若干规律，再将其用于实践。他说：

盖予循声类以探语源，因语源而得条贯，其径程如此。独念胜清三百年间，小学如日中天，臻于极盛。金坛段君、高邮王君夐绝一世，其于通创大例，固未有闻。毋乃上苍欲昭明此土文化于人类，姑假手于予，令略窥仓颉诅诵以来先民制作之精意者乎？

一是自觉走语法、训诂相结合的道路。他说：

治国学者必明训诂，通文法。近则益觉此二事相须之重要焉。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，其训诂之学必不精；通文法而不明训诂，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。

对于杨树达先生的成就，陈寅恪先生在来信中说：

当今文字训诂之学，公为第一人，此为学术界之公论，非弟阿私之言。

因此不能不说，以训诂学和语法学相结合来整理古书，是成效卓著的。杨伯峻先生的学问，更集中于语法研究和古籍整理两个方面，他的《论语译注》《孟子译注》《春秋左传注》是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》中最好的几种，这也不能不归功于他同时是一位语法学家。

现在的汉语语法学，较之杨树达先生和杨伯峻先生的语法学研究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充分运用这些成果，潜心研究，来考释中国古籍，必将取得较《论语译注》等书更大的成就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后来的语法学家，专注于语言本体研究，都不曾全面运用已经大大发展的语法学，以之专门注释一部古籍。这是我做《论语新注新译》的初衷。无须讳言，我的语言学素养，在国内，远不是最好的。如有国内一流的语言学家，同时也长期教授古代汉语或古典文献，能沉下心来做这项工作，想必会比我做得好。但目前未见有人这样做，也就不揣愚陋而勉力承乏了。

年，我跟随郭锡良先生读博士学位，主攻的是汉语语法学。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教书时，曾教授过普通语言学数十轮，也曾长期担任古代汉语及经典导读的课程；尤其是在国学试验班讲授《论》《孟》《老》《庄》之际，有好学深思的学生不断提问，促使我加以思考。于是在2004年——当时《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》已经出版，下一阶段准备研究金文的词类——我抱着做做票友的态度，开始研究起《论语》中的疑难词句来了。哪知这一开始，便陷了进去，到2014年月将《论语新注新译》全稿交付北大出版社为止，整整做了十年！书中对《论语》中一百五十多个古今仁智互见的疑难词句进行了考证。差可自信的是，至少在疑难词句的解读方面，《论语新注新译》较之《论语译注》是有较大进步的。

读者现在翻阅的这部书，不难发现，《论语新注新译》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于其中。只是限于本书的体例，不能将整个论证过程一一呈现出来，读者谅之！即便如此，如果上文所言不虚，那么本书的译和注，就准确性、可信度而言，同样较之《论语译注》是有较大进步的。

学而篇第一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，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